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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哲学简史》是作者【伯特兰·罗素】创作的原创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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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简史目录

绪论
卷一古代哲学
第一篇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
第01章希腊文明的崛起
第02章米利都学派
第03章　毕达哥拉斯
第04章　赫拉克利特
第05章　巴门尼德
第06章　恩培多克勒
第07章　雅典文化的奇迹
第08章　阿那克萨哥拉
第09章　原子论
第10章　普罗泰戈拉
第二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第11章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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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简史的评论

来自微博用户Sid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面对哲学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刻意回避还是不懂装懂都是无益的。怎样让人们在不回避的情况下，安心地在这些问题面前生活下去，并不受困扰，这就是哲学能为那些学哲学的人所作的事情。公元前600年至今的哲学发展史上，可以将哲学家大体划为两类：一类是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一类是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其中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推崇纪律，推崇教条体系，仇恨科学与进步；而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是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大都崇尚理性、科学、进步，反对不理智的激情，反对一切深刻形式的宗教。这两种观念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存在了，只不过后来发展成为了不同的形式，一直发展到今天，并且肯定会持续到未来。过分讲究纪律和遵循传统会导致社会僵化；而过分倡导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又会导致社会不团结，容易内部解体，或者被外族消灭。人类文明的发展似乎都符合一个规律，刚开始遵循一种非常严格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系越来越松弛，并在一个时期达到辉煌；此时，旧体系中美好的东西得到了发展，而坏东西还没有得到发展。随着坏东西开始发展，自私、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无政府主义得到了释放，这时的旧体系不可避免沦落为暴虐的政府，政府则会制定出新的体系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当理性代替冲动的时候，才能证明是真正的文明人。眼光长远是理性的，但也是苦闷的，因为美好永远在将来，当下永远有苦难。研究一个哲学家，应该抛开偏见，根据假设去论断，并对论断的结果进行批判。但凡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理论中或多或少有智慧的成分，因此在研究的时候不能心存蔑视，要公正客观；再者，每一门学问、每一个观点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此在批判的时候不能犹豫不决。以这种方法去研究，无论是研究希腊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都能扩展我们的思维，尽可能地消除偏见。不断有人投身哲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追求永恒。这种追求是一种本能，最早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灾难的躲避。宗教中最早的时候上帝是永恒的，到了十九世纪人们的认识出现了变化，近代的神学开始相信天上的神也是不断进步的。这也包含着一种永恒，那就是万物都在变化。从巴门尼德流传下来的言论来看，他认为人的思想和言语都有一个载体，如果你在这一时间和另外一个时间想到或者谈到同样一件东西，那就说明这件东西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变化，如有变化的话，你说的就不是同一件东西。那么再说说乔治·华盛顿，我们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美国第一任总统，但这只是一种心理作用。如果一个人孤陋寡闻不知道有乔治·华盛顿这个名字，那么乔治·华盛顿就不存在了吗？显然巴门尼德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观点在哲学上是正确的，那它在被驳倒后，会以其他形式重新站起来。并且被驳倒次数越多，这个观点将越精炼、越正确。柏拉图在哲学方面的学说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乌托邦，最早的乌托邦；二是理念论，用来解决各种问题的；三是灵魂不死论；四是宇宙起源论；五是他的知识观。一开始希腊人就认为宇宙安排好了一切，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有他固定的位置。这里的宇宙不是指神，因为就连宙斯的神位也是宇宙安排好的。这种认识使得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天定、都是必然、都应该遵守秩序，这就是正义。任何想突破秩序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这些思想后来影响到了哲学，出现了万物不变和无物不变的争论。这便是柏拉图笔下的正义的根源。柏拉图认为，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面，美的事物身上有丑的成分；好人有时候也会做坏事。这样看的话，一切事物都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比如你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做过坏事，那他理论上讲就不是好人。理论上讲谁都做过坏事，那好人存在不存在呢？这就是我们说的介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只看到表象这些矛盾的便是意见，而能看出表象背后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的则是知识。柏拉图犯的错误就是认为“美是美的”；理念原本应该是个体之间的共性，但是柏拉图却把这些共性又当成了个体。到后来，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巴门尼德篇》中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也是历史上哲学家进行自我批判的先例。苏格拉底认为死亡不过是将灵魂同肉体分离开来。这正契合柏拉图的观点，就是美与丑、善与恶、理智与感觉、灵魂同肉体都是一一对应的。基督教也应用了这个学说，但是并没有完全应用。因为那样就承认了上帝不但制造了善，还制造了恶。苏格拉底还说，心灵摒弃肉体的欢乐，才能发现最好的思想，才能发现真、善、美、正义和事物的本质。这些都是眼睛看不到的，只有心灵能看到。因此，当我们沉溺于肉体的欢快之中时，是不会得到真理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科学上的观察和实验能获取知识。肉体是我们同这个社会联系的媒介，柏拉图认为我们的肉体带有罪恶：一是阻碍我们看清这个世界；二是欲望的根源，影响我们获取知识。苏格拉底运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那就是万物都是变化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事物不断在变，感官也不断在变，那么知觉也会随之而变。苏格拉底举例说，他身体好的时候觉得酒是甜的，有病的时候觉得酒是酸的。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知识也是不断变化的，这样知识就成了实物而非概念了。实际上知识应该是不变的。伦理学中，德行有时被看做是目的，有时被看做是手段。亚里士多德将德行看做是手段，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但是又将德行包括在目的之内，灵魂以德行为目的进行追求，就能得到善。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实际行动中德行是手段，作为最高的理智的德行，它是目的。基督教中认为，道德本身比作为手段获得的结果更好，人们喜欢道德是因为它本身，而不是以它为手段产生的后果。好心有时候会办坏事，不管事成与否人们都喜欢“好心”，对结果则不然。除非将善定义为德行，不然所有的德行都是追求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大体同意这一点。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很糟糕。他反对柏拉图将家庭取消，大家一起过集体主义生活。柏拉图觉得让孩子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便会像对待父母般对待任何人。反之父母也一样。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同的爱便是共同的忽视，对每一个人都好，其实便是对每一个人都不好。他还反对集体主义，我也赞成这一点，我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消除家庭，过集体主义生活使得整个国家看上去更像是僧院，只不过不用单身。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应该追求对外扩张，因为那不是国家的目的。但是征讨野蛮人是可以的。希腊人之间不应该征战，因为希腊人不是野蛮人，也不应该是奴隶。尽管战争有时是达到和平的手段，但是国家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提出了三段论学说。三段论就是将一个论证分成三部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们道德败坏，各种学说几乎没有前进。整体的败坏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变得卑鄙。是呀！大家都在骗人的时候，你的诚实就失去了价值；当随时可能有一把火将一切烧毁的时候，辛苦的积攒也变得没有价值；当低声下气才能苟活于世的时候，追求真理便成了一件多余的事情。正如米南德一世所说：很多人原本不是无赖，但生活的不幸，让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无赖。爱比克泰德曾经说，我们的灵魂被囚禁在肉体之上，我们都是犯人。马可·奥勒留也说过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他说，人在世上就是灵魂载着肉体，宙斯给了每个人一部分神性。史上没有罗马人和希腊人之分，我们都是宇宙人。凯撒的亲戚们不会感到恐惧，因为他们认识凯撒；按照这种说法，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分神性，我们都认识神，更不应该感到恐惧。将德行看做是唯一的善来追求，那样就能避免任何灾难。从某个方面来说，亚历山大与罗马人催生出了更好的哲学。比如，斯多葛派的博爱。罗马人长期处于一个政府、一种制度的统治之下，对文明的认识也变得单一起来。他们认为世界上除了罗马以外都是野蛮之地，罗马就代表着整个世界。这种观念被基督教吸收，他们有句格言是“审判全人类”。公元400年至公元1400年之间的十个世纪内，教会使得哲学与社会生活、政治事务之间的关系更亲密。教会的基础是教义，教义则是由哲学与宗教历史两部分组成。统治者与教会的斗争都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是这些统治者也是教徒。传统的罗马与野蛮的日耳曼最终都败给了教会，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传统与野蛮没有用哲学的方式体现出来。奥古斯丁认为，柏拉图在其他所有的哲学家之上，他们都应该给柏拉图让位，因为柏拉图与他们不同，不是唯物主义者。柏拉图认为，上帝不具有形体，不过这不影响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要从上帝那里获得理由。而且，柏拉图认为“真理的源泉不是知觉”也是正确的。在逻辑学和伦理学方面，柏拉图主义者的表现最出色，也最接近基督教教义。虽然亚里士多德远比柏拉图逊色，但也在其他哲学家之上。任何组织一旦创立就很难以缔造者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们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天主教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本尼狄克教团是一个较小的例子。可是，就像耶稣会为天主教会而大感吃惊一样，本尼狄克教团也会让本尼狄克本人大感吃惊。不过，从学术的发展方面看，对于本尼狄克教团而言这也并非坏事。也许我们太注重欧洲了，因为我们用“黑暗世纪”形容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这一时期。其实，这时的中国正是唐朝统治时期，唐朝繁荣和鼎盛，其他方面也非常出色。此外，伊斯兰教的光辉文明正盛行在印度和西班牙。总而言之，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着整个世界文明的衰落，而是恰恰相反。同样，西欧日后在武力与文化方面跃居支配世界的地位的事实，在当时也没人能想到。所谓“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的见解肯定是狭隘的。我们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优越性，部分是由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部分是由于在中世纪建立了政治制度。然而这些优越性已经没有持续下去的理由了。中国、俄国和日本结合了西方的技术和东方的意识形态，如果印度也赢得解放，也会提供给他们另一种东方元素。假如文明还能延续下去，那么，在未来几百年，文艺复兴以来闻所未闻的多样性文明势必现身，可能会出现比政治帝国主义更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穆罕默德建立了一个没有包含三位一体和基督化身等神学知识的单纯的神教，因此，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没有提出过将他奉为神明的要求。他们遵奉《古兰经》的教导，将尽可能地为伊斯兰教征服世界作为信徒的主要义务，不过，由于《古兰经》称基督徒、犹太人和拜火教徒为“圣经之民”，因此他们不会加害这些人。证明了存在着上帝之后，就可以提到许多和上帝有关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否定的事实。我们认识上帝本性的途径是知道上帝不是什么，因为上帝不受动，因此他是永恒的；因为上帝不包含被动的潜在性，因此他是不变的；因为躯体有若干组成部分，而上帝没有这些，因此他不是躯体；上帝是单一的，因为他是自己的本质。本质和存在在上帝里是同一的，上帝里没有偶然性，不能按实体上的区别详细说明上帝；不能给上帝定义，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分类。与说上帝像万物相比，说万物像上帝更恰当。涉及人的灵魂问题的主要是《异教徒驳议辑要》的第二卷。在这一卷里，托马斯说，只有不朽的非物质实质才能被称为精神实质。灵魂和肉体可以在人体内结合，但天使没有肉体；灵魂充斥在身体的各个部分，是肉体的形式，而且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与人的灵魂不同的是，动物的灵魂是会死的。而且，并不像阿维罗伊主张的那样智性只有一个，而且是众人共同参与的，智性是人的灵魂的一部分。与智性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共相问题的议论。托马斯认为，智性在了解共相时，也能了解到一些灵魂之外的事物，除此之外，共相都在灵魂内部。在探讨上帝的本质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问题时，托马斯说，上帝自身的善良就是上帝本身，此外，上帝自己的职权也是上帝本身。这个观点暗含着殊相存在形式与共相存在形式之间的混淆，这种混淆曾出现在柏拉图的思想里，亚里士多德巧妙地避开了它。为了避免这种混淆，必须假设认为，共相的性质包括上帝的本质，但不包括上帝的存在。由于这个困难出现在一种不能被人们认可的逻辑里，因此想要叙述圆满并不容易。不过，正是由于这种不圆满，才清楚地显示了一种语法的混淆，否则关于上帝的议论就没有似真性的魅力了。我们在托马斯身上看不到真正的哲学精神，他探究的不是事先不能知道结论的问题，而是相反，在他还没有开始思考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结论了，而且这些结论都是天主教在信仰里公之于众的真理。他希望能为这些信仰的某些部分找到一些合理的论证，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会向启示求助。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给已经知道的结论寻找论据是诡辩而非哲学。总之，托马斯不配与古代或近代的第一流哲学家相提并论。从犹太人那里，基督教接受了《圣经》和一种视其他宗教为虚妄和邪恶的教义。从波斯人那里，基督教接受了二元论，但与波斯人相比，基督徒不仅更加坚信善原则的最终全能，也更加确信异教徒都是撒旦的门徒。基督徒起初的缺陷是，在哲学和宗教仪式上没法与任何对手较量，但这个现象很快就被改变了。同样，起初，与正统教派相比，哲学在半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教派发展得更快。后来，借着修改新柏拉图主义的机会，基督教发展了一种实用的哲学，但这是俄利根以后的事了。威克里夫是一个在牛津享有盛名的俗世的祭司，在52岁时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尽管他不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哲学家，但一般认为，他是牛津大学最后一位重要的经院哲学家。在哲学上，他主张实在论，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相比，他更像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认为上帝从不恣意发布命令；由于上帝有选择最善的义务，因此现实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十五世纪时，不仅教廷衰落了，政治文化也发生在本质上是异教性质的变化。总而言之，由于这些变化，人类世界不再是一个“泪之谷”，在艺术、诗歌和快乐的喧嚣声中，人们逐渐地遗忘了历经数世纪之久的禁欲主义。大体来说，人们已经不会再对旧的恐怖产生惊慌和恐惧的感觉了，因为新的精神自由已经发展起来了。尽管这种发展没能持续很久，但至少在当下，消除恐惧的却是它。近代世界便诞生在这个快乐而自由的时刻。近代的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国家逐渐掌握了对文化的支配权。同古希腊一样，原本由国王掌握的统治大权逐渐被民主国家或新君代替，并得以稳步发展和扩大。但在多数情况下，与中世纪的教会相比，国家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小。近代哲学保留了大部分个人主义和主观倾向。笛卡尔是这样，后来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康德和费希特论学说也是这样。至于其他人——贝克莱借助神的概念、黑格尔借助斯宾诺莎的影响拯救自己脱离了完全主观主义，而休谟的经验主义则发展成了怀疑主义。后来，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把主观主义扩大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最终形成了巴枯宁主张的完全无政府主义。众所周知，力量依靠舆论，舆论凭借宣传，在宣传上比敌人显得更有道德是表面上的优势，显得有道德的方法是真的有道德。因此，胜利其实往往掌握在公众认为最有道德的一方。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不仅是宗教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至十三世纪教会权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原因。然而，有些时代很混乱，赤裸裸的无赖行径屡屡得手。这种时代人们往往受“人性为己观”支配，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觉得划算就能接受。于是，马基雅维利说，生活在这种时代，要时刻摆出一副很有道德的姿态。伊拉斯谟认为，真信仰是一种愚痴——关于愚痴，通篇只有受到嘲讽的颂扬和受到真心的颂扬两种。其中，后者的那类愚痴是从基督徒淳朴的性格中显露出来的。伊拉斯谟厌恶这种颂扬。它还有更深刻的一面：这是卢梭《萨瓦牧师》中的见解的第一次出现。根据这一见解，神学全部是多余的，真正的宗教信仰发于情。在本质上，这种看法是北方重情主义排斥希腊尚知主义，目前已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乌托邦》一书的很多观点带有惊人的进步性，这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战争、宗教自由、反对杀害动物和赞成宽大刑罚方面。不过，乌托邦里的生活好像也很单调和枯燥。这恐怕是一切计划性制度的共同缺陷。人们通常认为，培根创造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这被认为是体现了培根哲学强调实用的特点。实用性是培根哲学的基础，表现为利用科学技术，使人类发现或发明能够控制自然的力量。培根信仰传统宗教，主张哲学和神学应该分离，虽然认为从理性出发，也能证明确实存在神灵，但在他看来，除此之外的神学都是凭借启示认识的。因为不重视假设，培根的归纳法也因此不够完美。在事实上，很难像培根希望的那样，通过系统的整理观察资料而得到正确的结论。提出假设是最难的科学工作，人们至今还没有能够按一定的规律提出假设的方法。假设是收集事实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假设，事实会让人们无处下手的。当人们必须要验证一个假设时，从假设到结论之间有一段漫长的演绎过程。通常来说，这是一个数理推演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培根低估了数学的重要性。尽管霍布斯很钦佩开普勒和伽利略，但他却始终没能正确领悟如何使用归纳法求得普遍定律。与柏拉图相反的是，霍布斯认为理性是靠后天的勤奋得来的。然后，霍布斯开始探讨各种激情，认为意识的趋向就是欲望，反之就是厌恶。意识只是考虑再三后剩余的欲望或厌恶，是冲突中最强烈的欲望或厌恶。霍布斯把人们的自我保护视为组织政府的动机，认为应该有限度地服从主权者，人们有绝对的自我保护权，在面对主权者时甚至有自卫权。因此，他认为，人们有权拒绝上战场打仗的命令。这可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不容许的。霍布斯利己主义伦理观的结论之一是：只有在自卫时，对主权者的反抗才是正当的，为保护别人而反抗主权者就是犯罪。另一个结论也很例外而合理，即：对于没有能力保护人民的主权者，人们对他没有任何义务。笛卡尔不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很少读书，工作时间也很短。他的成就仿佛都是在短暂的精神集中时取得的。在哲学和数学上，他的成就非常重要，但在科学上的成就就不如同时代的一些同行好了。他发明了坐标几何，率先使用解析方法，还把代数应用到了几何领域。但他的首创之举是使用坐标系。尽管笛卡尔并没有挖掘出坐标方法的全部精髓，但却为这一方法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是他对数学最大的贡献。在纯哲学方面，出版于1637年的《方法论》和出版于1642年的《沉思录》是笛卡尔最重要的著作。为了使他的哲学思想获得牢固的基础，笛卡尔决心怀疑他能够怀疑的一切事物。他首先从怀疑各种感觉开始。他说，在我把所有事物都想象成虚幻时，这时的“我”一定是存在的某种东西；我明白“我思故我在”是可靠和准确的真理，就连怀疑论者的任何狂想都不能否定它，因此，我可以百分之百地断言，这是我追求的哲学里的第一条真理。这是笛卡尔认识论的核心，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笛卡尔哲学的另外两点也很重要。一是他完成（或者说是几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创的经基督教发展起来的哲学精神和物质二元论。笛卡尔提出精神和物质两个彼此平行且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的一个，能不影响和牵扯另一个。按明白的形式而言，“精神不推动肉体”这一新颖想法是源自格令克斯的，但潜在而言也是源自笛卡尔。大致说来，斯宾诺莎继承了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他认为，主权者不会有过错，教会从属于国家。他还反对包括反抗坏政府在内的叛乱。不过，斯宾诺莎与霍布斯也有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比方说，斯宾诺莎认为民主制是最自然的政体、人们没有义务为主权者放弃所有权力、政见和言论方面的自由很重要，等等。由斯宾诺莎的观点可知，支配一切事物的是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精神领域中不存在自由意志，物质领域也不存在偶然性，但凡发生的事都是神不可思议的本性导致的；因此，从逻辑上看，各种事物不会与现实状况产生差异。在罪恶问题上，斯宾诺莎的这种说法遇到了困难，饱受批评者指责。《伦理学》第三卷讲述的完全是利己主义心理学。最后两卷分别为《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力量》和《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我们遇到的事由外因决定，相应地，我们受到的奴役就有多大。而我们的自由取决于我们有多少自决权。斯宾诺莎还相信，知识上的错误是造成一切不当行为的原因，行事作风聪明得体的人必然能适当认识个人所处的环境。斯宾诺莎认为，主宰人们行为的是某个意义上的自私自利或自我保全。斯宾诺莎的决定论解释说，正因为我们无知，所以我们才以为我们能改变未来，其实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未来和过去一样不可改变。希望和恐惧的产生都是因为缺乏智慧。只要是从我们自身产生的事都是善的，从外界产生的事才是恶的。因为宇宙整体不受外界的影响，所以也不会遇到任何恶事。个人只要被动地成为整体的一分子，就必然会被奴役；但是，只要他理解了整体的唯一实在性，他就获得了自由。斯宾诺莎反对过分的热情，所谓过分的热情，就是使我们显得处于外界掌控的被动状态下的情感。使精神得到控制情感的力量的方法是理解所有的事物。以理智对神表示敬爱是思想和情感合二为一后才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其实也是真实思想把握真理的快感。因为真实思想的一切快感没有否定成分，因此它才是以理智对神表示敬爱的真正的一部分。智慧指的就是这种爱。斯宾诺莎主张的形而上学是“逻辑一元论”的最好实例。“逻辑一元论”认为，宇宙的整体是单一实体，按逻辑讲，任何部分都不能独自存在。“逻辑一元论”最后的依据是，任何命题都有一个单独的主语和谓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关系”和“复杂”是不实在的。在他看来，一切罪恶皆源于无知，不过，斯宾诺莎也会引导你避开他所认为的目光短浅这一罪恶的本源，他会告诉你，即使遇到天大的灾难，也不要让自己孤独地游荡在悲伤的世界里。相反，他会建议你联系原因分析这罪恶，把这罪恶视为自然力的组成部分。这样就能理解罪恶了。莱布尼茨继承了笛卡尔学派主张的“各实体不能相互作用”的观点。他认为，两个单子之间不能存在因果关系，但这带来了动力学和知觉两方面的难点。从动力学角度讲，在碰撞现象中物体间似乎有影响；从知觉方面讲，知觉似乎是外界对知觉者产生的作用。按照莱布尼茨的主张，单子反映宇宙，这是因为神赋予了单子这种性质，然后自发产生的结果。莱布尼茨哲学的基础是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两个逻辑前提。矛盾律说，分析命题都是真命题。莱布尼茨秘传体系里的充足理由律说，真命题都是分析命题。他还说明，又由于实体的各个主语发生的事都是它的概念的一部分，所以实体之间不起作用，这是永久决定了的。过去的这类哲学家都假定主语、谓语式逻辑，要么忽视“关系”的存在，要么用错误的论证证明不存在“关系”。到了莱布尼茨，又融合进了多元论，但由于一些多元论的命题不属于主语、谓语形式，这就构成了一个极特殊的矛盾。要避免这个矛盾，就要像一元论者一样，相信一切命题都属于主语、谓语这种形式。但莱布尼茨对动力学感兴趣，他排斥一元论。经验主义认为，除了逻辑学和数学之外的全部科学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洛克《人类理解论》的第一卷就论述了没有天生的观念的原则。洛克认为，人类的所有观念来自于感觉作用和对自身心灵活动的知觉。我们不会先于经验获得任何知识，因为不仅我们的思考要借助观念，而且我们也是通过经验获得所有观念的。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对自身以外的事物和对自己的心灵活动，我们如何才能有认识。而且，对这个问题这两个“主义”一直都找不到满意的解答。虽然洛克也解答过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也差强人意，让人无法接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我们不可能知道别人或物质的存在，即使他们确实存在，也不只是我们心里的观念。这么说来，我们在认识论上必定被关在了自身之内，与外界没有接触。洛克据此说，我们有三类知识涉及到实在的存在，分别是直觉知识（指对自身存在的知识）、论证知识（指对存在着神的知识）和感觉知识（指对感官事物的知识）。洛克认为，追求幸福的必要性和控制我们的热心是自由的依靠。他的依据是：在短时间内，公私利益不一定能一致，但长期来看却是一致的。因此，如果社会上的公民都是虔诚而有远虑的，那么即使很早地给予他们自由，他们也会按照公众利益的要求做事。能这样的话，人间法律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因为这样已经够好了。因为虔诚、有远虑和自由，人们会放弃任何阴谋，渴望过善良的生活。只有在虔诚、有远虑的情况下，法才可能完全实现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必须有一种强迫别人服从的权利，既然不能说那是神的命令，好像只能说是契约规定的了。因此，“契约设立了政治”这个学说得到了几乎所有反对“神授权说”的人的赞同。毫无疑问，洛克的主张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在当时，正直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公正合法的，一旦出现了纠纷，每一个人都会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依据法律解决纠纷。但是，在事实上，如果这种纠纷足够大或足够严重，往往是靠真正掌握的实力（很多时候是军事实力）解决的，正义和法律反倒没有用处了。洛克也承认这种事实，但他似乎也没有拿出具有可行性的应对之策。贝克莱的观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主题说，我们只是感知到了颜色、声音等性质，并没有感知到物质实体；第二个方面说，所有感知到的都属于心（或在心中）。贝克莱的第一个观点完全可以说服任何人，但第二个方面的观点就有些毛病了，因为“属于心”的说法没有任何定义。贝克莱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以为所有事物必定是物质或心灵的。在哲学领域，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见解。休谟认为，印象和观念都是知觉；其中，印象因为带有更多的力量而具有猛烈性，而单纯情况下的观念与印象相似，只是较为模糊。但是复杂情况下的观念就不是这样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带翅的马，但是却想象得出带翅的马，不过，构成这个复杂观念的要素全都来自印象。印象居先的证据出于经验。举例来说，天生的盲人对颜色没有观念。在各种观念里，保持很大程度的原印象的生动性的观念是记忆，其他观念则是想象。十九世纪对旧体制的反抗此起彼伏，这些反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主义对君主制以及贵族政治的反抗；这类反抗中工业主义的主体是资本家，同时他们又是无产阶级。另一类便是浪漫主义的反抗，浪漫主义者摒弃安静与稳定，想要过一种热情奔放的个人生活。所以他们的反抗有时转化为反动，甚至革命。在浪漫主义者眼中，工业主义想尽一切手段敛财，并且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大大妨碍了个人自由的发展。总之，工业主义丑陋无比。浪漫主义运动将人的本性从社会道德的约束和制约中解放出来，这便是浪漫主义的本质。社会道德的约束和制约中有一大部分是无益的，属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但是，心中的热情一旦被解放，便会变得不再受约束。浪漫主义运动鼓励个人自由，消除社会协作，这也使得人们不得不面临无政府或者独裁统治的状态。浪漫主义希望人人都能从别人那里得到父母般的温暖，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别人也包括自己，就感到很愤慨，寻求温情的欲望落空了，便转成了憎恨和厌恶。人不是离群寡居的动物，只要社会生活还在继续着，伦理的最高原则就不可能是自我实现。卢梭不反对自然的不平等，如年龄、健康、智力等方面的不平等。他反对的是传统的、人为的特权造成的不平等。私有制中能找到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是想证明，我们掌握的知识虽然不能超越经验，但与经验一样，有一部分知识也是先天的，并非由经验按归纳方式推断而来。按照康德的观点，先天的这一部分知识不仅包含逻辑，还包含了许多不能算是逻辑的内容。康德认为，外部世界只能造成感觉的素材，把这些素材整齐地排列在空间和时间里的是我们的精神装置，此外，我们的精神装置还供给了我们理解经验的所有概念。我们不能认识物自体，因为它是感觉的原因，而且它不是实体，不在空间或时间里，也不能用“范畴”这样的一般概念来描述。空间和时间是我们知觉的器官的一部分，是主观性的。康德认为，知觉的直接对象一半由于我们的知觉器官，一半由于外界事物。在康德之前，洛克已经让人们习惯了一个想法：不属于对象本身的次要性质（包括颜色、声音、气味）是主观的。与贝克莱和休谟一样，康德在洛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主要性质也是主观的。康德的方式和洛克、贝克莱等人的不尽相同。与之前任何时代的精神生活相比，十九世纪的精神生活显得更为复杂多样，原因主要是以下四点：一、与精神生活相关的区域比以前更辽阔。首先，美国和俄国开始重视精神生活，这使得与精神生活的相关区域包括了东欧和北美；其次，比起以前，欧洲更重视印度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二、以地质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方面为代表的十七世纪以来新事物的主要源泉的科学取得了新的发展。三、社会结构在机器生产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重新认识了自己在改造自然环境方面的能力。四、哲学和政治学上出现了针对思想、政治和经济传统体系的沉重的反抗，从而引发了对许多古老信念和制度的攻击。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这次反抗的两个迥然不同的形式。浪漫主义的反抗始于拜伦，经历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发展，后来又演变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理性主义的反抗源自法国大革命时的法国哲学家，在经历了英国激进派和马克思的发展以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了更深入的形式），终于结出了苏俄这个果实。黑格尔有这样一个论断：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应当准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内涵。他所谓的“现实的”的含义，并不是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黑格尔认为，经验主义者所有关于事实的看法都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必然地、全部地不合理。只有把事实当成全体的一个样本，并在改变它外在的形式特征之后，才能看出它是否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因为经验主义者把现实的等同于合理的，就必然会造成一种自满的情绪。之所以有自以为是、自满自得的情绪，是因为它和一个信念联系在一起：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正当的。《法哲学》论述国家的章节，更完整地阐述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国家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它是自在的，不仅仅是为个体的利益而存在的。个体可以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不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国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并没有确切的实在性，因而在理性上国家是一个无限的存在。个体仅仅作为国家的成员，才有自己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促使个体和这种精神的结合。可能会有坏的国家，这个现实必须得承认，但这种国家只是一个存在而已。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始终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期间还导向了另一种发展。叔本华说，宇宙的意志是邪恶的，进而又说意志都是邪恶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意志都是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源泉。苦难是所有生命里的必需品，因此这种苦难还会随着知识的增长相应地加深。对于意志来说，它永远也不会满足，能够令它满意的目的永远都不会出现。尽管生命总会被死亡打败，但只要生命还在，我们就仍然要坚持追求，即使目的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放弃。如果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痛苦；可是愿望一旦被满足了，人又会变得贪得无厌，这样说来，世界上就根本没有幸福可言。即使在本义上讲轮回说都是假的，但它还是借助神话成了真理，因此自杀也没有用了。与拜伦的观点一样，尼采的观点也属于贵族的无政府主义见解范畴。在这方面，他打算能兼有这两组价值：一是对无情、战争和贵族的高傲等品质的喜爱；二是对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知识的无限喜爱。尼采认为，由于佛教和基督教都否定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差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和基督教都是虚无主义的宗教。不过，比起基督教来，佛教的情况要好一些，至少可被非议的地方少得多。而基督教则充满了像腐朽的粪便一样的成分，它之所以还有前进的推动力，都是由于那大部分的普通人的抗拒。提到这种反抗，就要提到它的历史：它由犹太人发起，被不讲诚信的“癫痫病人”圣保罗带进基督教。而实际上，基督教的教义是古往今来最能蛊惑人心的谎言。尼采认为，驯化人心是基督教的目的，不过这个目的是错误的。因为即使是野蛮人，也有闪光之处，一旦被驯服，这些闪光之处也就消失了。尼采认为，基督徒的爱是恐惧的结果，因此他谴责基督徒的爱。他说，我害怕别人伤害我，所以我让他相信我爱他。如果我能更坚强和大胆，我就会公然表示对他理所当然的蔑视。在尼采看来，人是不可能有真诚而普遍的爱的，这都是因为他自己有普遍的憎恨和恐惧。因此，他所塑造的“高贵者”是这样一幅形象：缺乏同情心、冷酷、狡猾、残忍、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其实，他赋予自己的超过别人的那种权力欲望本身就是恐惧的结果，但这一点尼采没有想到。因此，不把他当回事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压制别人的必要伦理问题是一个关于同情心的问题。从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就会不快乐的角度讲，同情心应该是天生的。但是，同情心的发展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以给别人施加痛苦为乐，有些人却认为只要有人还在忍受痛苦，他就不能快乐。在感情上，大多数人把别人划分成敌和友，然后对朋友抱以同情心，对敌人却没有同情心。类似于基督教或佛教伦理的伦理观与尼采的伦理观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感情的基础不同，前者是普遍同情，后者是完全没有同情。和反对任何不愉快但能融会贯通的伦理观的理由一样，我反对尼采的哲学是由于感情层面上的原因。我认为，普遍的爱是创立这个世界上我所希望的所有事物的原动力，但尼采却很轻视这种爱。现在，尼采的门徒们已经得意了一段时间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希望这段时间能很短很短，即将迅速地逝去更好。尽管马克思主张了这么多，可我还是认为他有两个错误之处。第一个错误之处是，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情况应该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马克思只强调经济，忽视了政治；第二个错误是，如果一旦把问题确定为细节和专业的，那么社会因果关系就可能不大适用了。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在某些时候是有限度的。虽然他认为自己对发展趋向的解释会被事实证明，但他自己也明白，这只能说服跟他站在同一个阶级上考虑利益的人。而且，他不认为劝导和进言有什么用，他相信只有阶级斗争能起到作用。这样一来，在实际行动上，他就成了推行强权政治的人，尽管不是主宰民族论者，但已经成了主宰阶级论者。当然，阶级划分也许会随着阶级斗争和革命逐渐消失，最终能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完全和谐。但这只是个遥远的理想，就像基督复活一样。从哲学见解的差异度讲，以纳粹和法西斯为政治代表的第三个派别与其他两个派别的差异，要比那两个派别之间的差异大很多。这个所谓的第三个派别的哲学继承自卢梭、费希特和尼采，特点是反理性和反科学。他们特别强调权力意识，认为权力意识主要集中在某些民族和个人身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这些集中了权利意识的民族和个人就应该统治其他民族和个人。类似于柏格森哲学的这种反理智哲学有一个恶果，而且还很严重。由于反理智哲学都是借助着理智的错误和混乱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情愿进行坏思考也不喜欢好思考。它还断言，暂时的一切困难都是不可解决的，一切愚蠢的错误都是理智的破产和直觉的胜利。许多唯心论者认为客观其实就是主观，许多唯物论者认为主观其实就是客观。他们一致认为这两个说法差别很大，但又一致认为主观和客观没有差别。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柏格森是有优点的，因为他既把客观和主观同一化了，也把主观和客观同一化了。只要否定了这种同一化，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就要垮台了。首先垮台的是空间论和时间论，其次是“偶然性是实在的”这一观点，然后是谴责理智的根据，最后垮台的是他解释的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在詹姆斯看来，所谓“纯粹经验”，应该是为后来的反省提供材料的直接流转。如果把詹姆斯所说的“材料”换成精神和物质，再把它们之间的区别看成是两种类型的，那么这个学说就能消除精神和物质上的区别。基于这种理论，一些跟詹姆斯意见相同的人又提出了一种所谓的“中性一元论”理论。根据“中性一元论”，精神和物质都不是构成世界的材料，构成世界的材料其实是在二者之前的一种东西。发挥詹姆斯理论中潜在含义的并不是詹姆斯本人，他只是利用“纯粹经验”一词，表露出一种或许不自知的唯心论。而这种唯心论是属于贝克莱学派的。在《信仰意志》里，詹姆斯主张：在实践上，我们常常在不具备作出决定的根据时，就被迫作出了决定。即使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决定仍旧是决定。接着，詹姆斯进一步指出，宗教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还主张，也许我们充满逻辑的理智没有被强制，但我们也有理由采取信仰的态度。这种态度基本上源自卢梭和萨瓦牧师，但詹姆斯对它们作了更新颖的发挥。按照詹姆斯自己的说法，最初提出实用主义原理的并不是他，而是C.S.皮尔斯。根据皮尔斯最初的主张，我们要想做到清晰地面对某个对象的思维，只要考察一下这个对象可能包含什么，就能想到实际效果了。詹姆斯进一步证明说，假如世界的定义就是真理，那么弄清楚这个真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哲学的职责。这样一来，理论不再具有解答疑难问题的作用，只成了一种工具。与过去的人们的宗教观相比，詹姆斯的宗教观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詹姆斯关心宗教，是把它当做一种人间现象，仅此而已，对宗教所沉思的对象等等他是没有任何兴趣的。詹姆斯希望人人都得到幸福，如果信仰神能让他们得到幸福，他就希望他们信仰神。由此看来，詹姆斯的哲学观点都是仁爱，与哲学无关。杜威对传统“真理”概念的批评是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所在。在大多数哲学家看来，真理应该是静止而确定、完整而永恒的，甚至可以和神的思维同一化。精确可靠、不带任何渣滓的真理是完美和典型的真理。自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以来，神学一向都关联着数学，深刻影响了大多数哲学家的认识论。但是，与对数学的兴趣相比，杜威对生物学的兴趣更大。在杜威的理解里，思维的过程就是进化的过程。人们每得到一样知识，会习惯性地把它视为是已经确定了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知识不是这样的。在他的理解里，人类的知识是一个所有部分都在共同逐渐成长的有机整体，只有每一个部分都完全了，整体才会达到完全。虽然在杜威青年时代曾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这种哲学也有“绝对”和比时间实在的永恒世界。然而，在杜威的思想中，没有这些东西的位置。杜威认为，一切实在事物都有时间性，虽然思维的过程是进化的过程，但也不是永恒理念的开展。本来我以为，杜威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人类的想象力的世界，他当然承认存在着天文学上的宇宙，但是在很多时候，他却忽视了承认这一点。尽管他的哲学并不是尼采哲学那样的个人职权哲学，但也是一种职权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社会的职权是最宝贵的。我们对自然力量支配的新能力，要比这种职权至今仍受的局限给人造成的印象更深。我认为，工具主义哲学之所以对那些人有了诱惑力，根源就在于工具主义哲学自身上的这种社会职权要素。创造性一旦被束缚住，那么几乎是不可能再出现任何伟大的创见。文艺复兴使人类恢复了自尊，但是造成自尊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的同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打消了文艺复兴运动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但是，虽然近代的技术不是全都适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狂傲的人们，但它们依然复活了人类的集体能力。曾经是谦卑过度的人类，逐渐地几乎都要视自己为神了。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哲学家里也有，意大利的实用主义者帕比尼就是其中之一。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被叫做“宇宙式的不虔诚”。人们视“真理”为取决于事实的东西，然而很多事实又是人力不能控制的。至今为止，哲学教导人们要谦卑的必要要素之一就是这个关于真理的定义。这个办法可以有效地抑制骄傲，可是，这种抑制力一旦消失，人类将更快地奔上某种狂热之路。说到这种狂热，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职权陶醉，是随着费希特进入哲学领域的，它使得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所有近代人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陶醉。我以为，当代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职权陶醉，不论是什么派别的哲学，即使它是在无意间助长了这种陶醉，它也是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危险。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相比，现代分析经验主义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即：它与数学结合以后，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使某些问题得出了明确的带有科学性质的答案。与当时的哲学各学派相比，现代分析经验主义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即：不必试图一次创造出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而是可以逐个地解决问题。从这一点区别上看，现代分析经验主义的方法跟科学方法有相似之处。我坚信，如果真有哲学知识，那么终归也要依靠这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得到。同样，我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使用这种方法，许多由来已久的问题都会得到妥善解决。在哲学的全部历史中，构成哲学本身的一直是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个是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它关系到人类的最佳生活方式。这两个部分一向是众多混乱想法的根源，原因是它们并没有充分划分清楚。在自柏拉图到威廉·詹姆斯的漫长时期，受到追求道德教育的心理影响的，包括哲学家对宇宙构成的见解。哲学家费尽心思编造了一些事实上具有诡辩性的理由，来证明那些他们自以为会使人有道德的信念是真的。科学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在混乱的各种对立的见解中起协调统一作用的少数力量之一。我在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原则，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一种全新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这种习惯要求我们的信念要做到不带个人色彩、消除地域及气质偏见。坚持把这种美德引入哲学正是我所在的哲学派别正在做的工作。这种哲学方法可以在实践中养成认真求实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可以应用在人类的全部工作上。这样一来，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种结果：凡存在这种习惯的领域，狂热就会少一点，而相应的同情和相互理解就会多一点。哲学在放弃了武断和浮躁之后，继续坚持启发着一种新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