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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博用户kimiver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p>中国人之公众心理也确有一段自欺之成分。真理并非出自客观之观察，而出自皇帝之志愿。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倚</p>

来自微博用户kimiver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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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微博用户徐歪歪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这一段主要讲了明朝，唯一的用单独两张来讲一个朝代。 朱元璋的建立明朝后，感觉他的子孙皇帝们一个比一个奇葩，呵呵。

来自微博用户徐歪歪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蒙古人的插曲》 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导忽必烈政府南宋，建立大元，蒙古军队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忽必烈及其后代子孙们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制度上无法上轨道，导致改革无法落实。 马可波罗真是个奇葩，到现在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真的到过中国； 还有两次远征日本，均已失败告终，损兵折将上万。

来自微博用户徐歪歪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西湖与南宋》 印象中宋朝是一个在军事上极度衰弱的王朝，总是割地、赔款加求饶，没有几个军事上的大将。 南宋的最后一个宰相就是贾似道。 贾似道的欺骗： “ 公元1233年，即为宋理宗绍定五年，蒙古向南宋政府提倡“联蒙灭金”的条文，与蒙古结成盟友。后来于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成功灭金，但蒙古却违背之前定下来的条文，把宋应得的土地削减，宋出兵强行要回土地，但无济于事，惨败而归，更被蒙古于1258年以“违约”名义入侵。 南宋惨败后，理宗令右丞相贾似道领兵出战，驰援鄂州，贾似道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认识，于是在出征后与蒙军私下议和，并向蒙军游说朝廷会向蒙古进贡，第一次议和，蒙军并不愿意。及后，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一战中死于城下，贾似道得知忽必烈会回国夺回汗位，便看准机会，与忽必烈签订和约，表示愿意称臣、岁奉二十万两银、绢二十万匹。 在私下议和后，贾似道与其他将领会师，并趁蒙军撤退时进攻，杀伤了仅仅一百七十多的外敌。一百七十多的数目对兵源充足的蒙军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贾似道却视之为“空前绝后”的战功，夸大自己的战功，连奉“捷报”，却不报蒙军撤退的真正原因，向理宗报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汇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 理宗收到情报后，被贾似道蒙骗，欢天乐地，赐贾似道卫国公与少师，更大力赞扬贾似道，令朝中的文武百官恭迎贾似道“凯旋”。之后理宗罢免丞相丁大全，从而使贾似道得以专权。贾似道得势后，立即作威作福，向理宗谗谮在军营中对他“无礼”的曹士雄与向士璧，称其曾在军中贪污及盗取官钱，结果两人被流放外。另一位将领高达曾在军中讽刺贾似道，于是贾似道在理宗面前说高达的不是，希望可以除去高达，幸而理宗还有点智慧，没有杀死高达。 ” 贾似道之死：仇杀 “ 度宗离世后，元军已攻占了鄂州，南宋太学生提议贾似道亲征出战，在群众压力下，贾不得不上阵。但他胆小如鼠贪生怕死，根本不思抗击，只是一味求和。他给元丞相伯颜送上礼品，请求割地赔款，但伯颜责他不守信义，拒绝议和。 1275年，在安徽芜湖鲁港一带，贾似道几乎未加抵抗，和几个属下一起抛弃其统领的十三万精兵，乘小船逃走（丁家洲之战）。南宋军队大败，军士死伤逃亡不计其数；天下舆论大哗，又元兵直逼临安，朝野一片震恐，要求杀之以谢天下。在强大的压力下，谢太皇太后被迫将他免职，但此举无法平众怒，朝廷内外都坚决要求处死贾似道。谢太皇太后无奈，只得把他贬到偏远的广东一带。 县尉郑虎臣家里曾受过贾似道的迫害，为了报仇，他主动要求押贾似道去贬所。在押解的路上，郑虎臣多次提醒，让贾似道自尽，但他苟且偷生，不愿就死。郑虎臣想尽办法，勒逼折磨，到了木棉庵时贾似道自知再也活不下去，就服冰片自杀。怎奈一时并不得死，只是肚泄，郑虎臣气愤不过，在厕所内处死了贾似道。 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木棉庵前的石亭中立下石碑，并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清乾隆年间的龙溪知县袁本濂，又用一块石碑将这十个大字重述一遍。旁边有1936年诸暨人陈琪撰文、汉寿人朱熙写的《木棉亭记》碑刻。 另一说是元军已攻入临安混乱时，宋室王爷愤贾似道误国，于逃亡途中，提尚方宝剑斩杀贾似道。 ”

来自微博用户风雨入岚山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正当五胡乱华，中原鼎沸之际，鲜卑拓拔氏也乘机进入长城以南，建立农业基地。 淝水之战后，拓跋珪成立北魏政权，这一新兴王朝，利用作战所俘虏的人口，拓展农业基础；并解除胡汉豪族的权威，直接向农户征税，扭转后汉以来地方割据的趋势，而逐渐推广其统治权，开启了中国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契机。 在统一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人文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与伦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熔铸出多姿多彩的大唐风姿。然后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繁，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减。 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

来自微博用户蟠螭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这提议就使已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

来自微博用户蟠螭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作逗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来自微博用户蟠螭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中国人民欠税一般具有传染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地拖欠。

来自微博用户蟠螭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资本主义与中国长期革命 p311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 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更要附带申明的是，资本主义施行时，这货币管理制度必延伸而包括全国经济各部门，即农业也和工商业相同。一种适当的司法制度必须在后扶持它。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优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占有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 ★高层机构：国民党与蒋介石 p326 中国当代史可以简明地条列：国民党与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低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 p327 三十年或者四十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它的用处在于使中国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 ……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后，不仅使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 同时形成一种发号施令之机制，由数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他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军队已无实质上的困难。 他（即毛泽东）已经扫除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均平主义当做最终目的 那么他的土地革命也不过是现代的“均田”。这种制度总有政府下令保护，亦无从防范日后的侵蚀。毛好像对此不是毫不知情。 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经济上的生长补充。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己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必因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极少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雇佣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碍资本主义的展开了。 中国农村里的剩余资本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投资，小自耕农一般又缺乏资本，则所谓“剥削”在所难免。他们在亲戚间的抵当借贷有时只凭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了解其真意义在豁免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 三、矛盾与解决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士过度渲染，他们好像将经济合理化的运动牵扯到极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为自身安全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境使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止其过度发展。……任何国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归并的形势。……其方式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的方式。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1、鸦片战争 2、南京条约 3、战败之影响：图存 4、英法联军 p271 5、太平天国 6、湘军与淮军 7、自强运动

来自微博用户Goldmund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一、高度中央集权 原因：1.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莽，他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2.前朝倾覆之鉴。 集权手段：纪律+恐怖政治（在政治整肃中废除宰相） 其他表现：1.固守内地领土，不向外发展，只与外界保留最基本的通信。（今日中国长城为明朝遗物）2.留在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能与汉人通婚。3.全民分为军户与民户，由此可有效提高作战动员的效率并不打扰民户生产作业。 二、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朝税率虽低，但更多的是征收如谷米及布匹等实物。县府衙门里的服务也要征用，官方旅行经过的驿站也有民间提供服务。此外，家产700亩以上的大户人家要在各地区承担更重的服役。 三、朱元璋的擘划 朱元璋通过简化组织与结构加强中央集权，并将明朝改造成为一个大村庄而非一个国家。 四、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 朱棣叛逆皇帝，通过内战获得皇位；打破太祖不扩张的规定，进击安南（今越南）、蒙古；将都城迁至北京，使南京成为“留都”。 五、郑和下南洋 郑和下南洋共七次，从1405年延续至1432年，横跨朱棣朝及其子朱高炽、孙朱瞻基三朝。下南洋需资本，从农村经济中筹集，而大量的耗费也致使朱瞻基朝必须行紧缩的政策来填补前朝所留下的财政空洞。自郑和以后，迄至19世纪中国再无海军。西欧的海上威权也是在郑和下南洋数年后才出现。 六、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为朱棣之孙，其继位时面临诸多问题：从已作为帝国行省的安南撤军遭到反对，因涉及国家威望；长江三角洲作为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出现欠税问题，等等。因之，明宣宗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治国政策。 七、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 明朝开国时行简政，文官少，工资低，且农村政策为地方自治。但七十年后，由于人数的扩张，文官及其家属形成了缙绅阶层，其不仅在朝中占有官位，而且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 八、明代历史的特性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一、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1、中国仍旧是农村集团。政治体系未得以加强。没有中央金库。全国性的收支统计无从核实。没有民法。 第三帝国要想领导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以看出其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做主，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中间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要点，无非是道德标准，以符合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者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含义，加之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 忽略了其在东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里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准据。亚当·斯密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五百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和组织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达到。”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地合乎实情。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六百年来基本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各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相互交换还不够，他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需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各人对自己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好几百年。实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与反复。远在十一世紀，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的，当中一个失败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支持。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全面退却，不再亲手掌握财政资源，而用预算和限制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清朝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稍微放松管制，如货币大规模流通，开放广州海禁等。然则全局已定，无从推翻。国家体制最大功用是将千万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冲突也不足以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为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二、地缘因素 既有两千英里容易被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才能生存。 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 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 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是，要有后勤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下，断定了数量优势超过质量。另外要防范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民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为最重要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费用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基础之上。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要推翻一千年来之所作所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商人可做有效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因素，来日革命要将这一切清除，必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 三、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他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相互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财产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其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国家有了如是一段时间的突破经验后 即发觉其改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迹象。所以……称中国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实无意义。 四、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 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与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见到肉眼之所不能见。 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作逗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一、满洲人入关 明代之覆亡是由于财政破产。实际上不是由于赋税有附加，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1、军费由各地区按照耕地分摊，计算依据过时且不合理。 2、税收被转嫁到底层，不合理。 3、军需不能直接转化为实物，有银无物，士兵裸体穿甲。 二、改造帝国 1、圈地制度。解决华北的兵员及军需问题。 2、财政制度。白银集中在内地周转，转化为军需输送到边疆。严厉执行税收政策。积极铸铜，民间得有廉价货币流通。 3、清承明制。 4、反清复明的复杂情结。 5、文字狱。 满汉缺乏永久的仇恨，所谓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二、清初盛世

来自微博用户苦逼饭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p>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四十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镖与大刀对付一群以五百四十尊火炮摆在十六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p> 心脏一紧 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功 是枪和子弹 哎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一、财政紊乱的原因 1、军户制度很快地衰退。军户减少，屯田被转卖。卫所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2、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习惯，不易作全面改组。税收以谷米之石计算，征收毫无管制。役逐步摊到全民，最后出台一条鞭法，试图归并“赋”“役”，以白银征收。但由于缺乏管理经济的能力，只能将收税机关和经手开销的机关成对配合，收入和支出如是一款一项彼此对销。加之全国布满交错的短距离补给线，税收程序繁复低效，账目数字无从标准化，随处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听之任之。 造成的结果是： 1、帝国资源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更无从投资于商业。 2、因财务技术上的困难，虽然中央政府以严格标准行事，愈至下端，只有愈松懈，执行效率愈低。 二、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的犯边 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中国防区将领趁机授之以顺义王名号，允许其互市，又予以津贴，自此以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 三、明代的文艺 1、特点：注重内思，明代小说其组织不脱离对称与均衡，在其衍进间造成一段大循环。即使是现实的描写，也被笼罩于一原先具有轮廓的宇宙之内。 2、王阳明。他将佛教顿悟之说施用于儒家思想体系之内。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王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区别。 四、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五、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六、朝代的陨落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收益却未及于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银两总数也有限……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帝国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域于不利。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覆。此外 北京政府处在各种争论而且僵化之际，全国各处地方政府之行政效率也都有衰退的情势。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一、高度中央集权 这严密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然地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责。……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 他（即朱元璋）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十五个，以朝鲜、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侵扰海岸时，朱元璋为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防线，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由十六世纪的戚继光新添。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田地耕种，且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一百七十万至两百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一般农民不至受到征兵之打扰。 二、明朝的财政 经过他四次政治上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纳税人由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地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廠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全国有上千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诸项设备，只要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派的民户也有负担的义务，但各地区以接送其官员自某一驿站至另一驿站为原则。 三、朱元璋的擘划 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达到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有民间经济为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相互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 ……何以这古怪的设计竟能在事实上通行？这样看来，元朝因蒙古人的军事占领而留下的复杂情形，必已超过我们一般的了解程序。同时我们也可想见，由于宋朝以经济方面最前进的部门使财政上的资源整体化，遇到惨痛的结果，才有以后退却与保守调整之必要。……他（即朱元璋）的设计，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实有效。他牺牲了质量以争取数量，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统一起来。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政府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其企划之内。 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双。其凭借社会作行政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仕，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既与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倚靠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得明朝主静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好几次皇帝宫闱间的纠纷也被衣着锦绣的朝臣用作出发点去支持他们的争论了。 四、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 五、郑和下西洋 p208 1405年坦麦能正准备侵犯中国，但却在举兵前夕逝世。中国幸运君主因之避免了与世间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周旋；西欧之海上威权，则待到朱棣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才开始出现；他之攻安南所留下的不利后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于他的子孙。……可是在已经发生的情事内，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六、明宣宗朱瞻基 他（指朱瞻基）的艺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 1、从安南撤兵。先将被派去谈判的援军司令判处死刑，又予以赦免 2、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征税问题。任命周忱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巡抚，解决这一地区的税收问题。 3、和缓货币通胀。采纳夏元吉建议，新辟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 七、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 他（指朱元璋）的农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避免干涉。…… 这时每一个村庄按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又构筑“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斗殴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判分解。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持“乡饮”，所有人户都要参加。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目，如果有劣性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中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时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经过七十年后，约略估计可能有二十五万户各拥有田地在二百亩到两千五百亩之间，而且下端的户数远较上端的为多，超过上述资产之户数极少。 这缙绅阶层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构成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之间的联系。……这种组织在近代史里发挥为稳定局面之因素。可是积习所致，也在20世纪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切实障碍。 八、明代历史的特性 （商业）从不平衡的情形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和缙绅阶层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 使各地区勉强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明朝税收政策也是一大阻碍力量。简单来说，明朝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目的，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取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至于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想要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失去，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有效率的组织，则必须采取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不用说组织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 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了。

来自微博用户Mushrǒǒm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用西方现代理论解释古老东方精神 <图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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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影响：封建制度与宗法相连、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官僚主义）、尽力于仪节、以农业立国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做四部分：金帐汗国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阿富汗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死后五十年，才成为事实。 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兵戎相见。获胜后，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率领，坚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并不介意，他一心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的怂恿下，创建了元朝。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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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即韩侘胄）的贤愚不肖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韩侘胄为了一项宗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2、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基时，地方税收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之间尚能保持适当联系。开封行中央集权后，使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法合理周转。此中弱点所及，其损害超过全朝代三百一十九年和战关头之失策与犹疑。 3、数字管理没有成熟。 因记账方法落后，故仓廪储量不明，税收账目混乱。 军队虚报人数，军费开支膨胀，士兵数量质量下降。 4、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摆脱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三百一十九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和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一、赵宋王朝的新气象 1、经济方面，城市勃兴，国际贸易空前繁荣，铜钱流通创造新纪录，此后未被任何朝代所打破。 2、行政方面，解决地方分权等顾忌，但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执加剧。 3、创业之主赵匡胤对意识形态毫不关心，结果宋代理学与政治哲学不能分割，使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庞大。 4、军事、外交、财政，国家希望采取更为实际的态度，但其作为远不如其他朝代。 结论：赵宋王朝在社会准备不足之时，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做行政工具，以致产生了上述种种矛盾之事。 二、军阀割据的岁月 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驰，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 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的评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以致“犯人、匪道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信谨慎之士反倒没有出路。当时赋税之高也常被指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到，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首长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开，有如马家在今日之湖南使茗茶成为输出品；钱家在浙江大开水利；王家再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三、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中国人这才领会到游牧民族与以前的不同，他们已有相当的农业经验。今后他们将所割受的土地当做训练场所，使从正北及东北而来的管理者熟练于管制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造成继续向南发展的态势。 四、宋代不振的原因 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契丹、西夏……这些少数民族已有农业基地，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持机动性。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这种现象是一千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古典文学重“文化主义”而轻国家主义。 五、补给上的弱点 1、宋代供应物资多，可是供应路线也长。 2、记账能力缺乏，即使最基本数字，在枢密院（军政机关）和三司（财政部门）也互不相符。 宋代的试验要能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度量衡标准化，军需物品的交换有公开统一的标准并受到独立监督。官僚必须以技术做主，而不能以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更初衷。军事行动需要民间事业的襄助，也须公司化。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够在数目上管理。 事实上，宋朝主动发起了一种军事部署，它的成功需要后勤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直到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仍无力充分供应，所以赵宋这一尝试可谓逾越了当时的能力。 六、王安石与新法 1、青苗钱：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 2、免役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ps：宋代衙门有些差使如衙前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由民间无偿差派并由其承担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 3、市易法：政府将仓廪物品贷与商人，出卖之后，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作为保证金。 4、均输法：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得京城短缺的物品以牟利。 5、方田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五千尺为一方，内中又按照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照出产量征税。 6、保甲制度：即民兵制度。 新法优点：当王安石对宋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经知道能够以信用借款的方式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而与同时之人远。 七、改革盲点与障碍 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公平、可以自由交换，并且由法律进行保障。 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必须到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等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等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合。 王安石之改革影响到全国人民……可是宋朝与以前朝代一样，土地之占有分割为无数小块。农民弃地逃荒的情形经常发生，农业很少存积资本。服务性质事业不能建立，付费公路未曾修建，正规邮政付之阙如，民法无从建立。 地方官发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对付。 新法问题： 1、青苗法：没有统一的法定标准。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提供借款保证、违约惩罚等，并无规定。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责成其集体负责，按时连本带息归还，并不考虑村民意愿以及他们之间的责任划分。 2、放债资金来自仓储，原为筹备赈荒之用。各县实际储存不同，有些县份缺乏仓存，在一体贷款追息的要求之下，虽未贷款也不得不在田赋上附加，以抵作向上级缴付的利息。 3、市易法：商人害怕与衙门牵连，不能吸引商人与之做生意。官员亲自督卖，使得批发商绝迹，货物价格由官员自定。 4、免役钱：等于责成在农村中实行金融经济。但城市中并未组织银行，提倡保险，扩大批发业务。 5：保甲法：向全体农民征兵，必以均田作为基础，因为当兵义务可视作每户缴纳等同之税，税率又轻之下的附加义务。而宋代既提高税率，又促进金钱流通，再实行保甲法，则全面征兵必然使穷困之家更为不堪。 6、方田法：技术上遭遇困难，测量进度缓慢。 八、新法的失败 宋代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无从洞悉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种预备工作之就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则缺乏这样的眼光，也使得他们不敢断言新法必不可行。 新法局部实行，未必不可行。推之于全国则使局势复杂。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五代十国）在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做主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上章业已说过，唐代的覆亡不由于道德的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驰，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的地方分权引起军阀割据。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唐帝国的制度 一、基本制度 土地制度：均田制（成年男子人均一百亩，其中二十亩属世业） 税收制度：租、庸、调 租（每丁二石） 调（绫绢二丈） 庸（岁役二旬） 二、初唐 军事制度：府兵制（选农为兵，按府出兵） 政治制度：中央三书六省，政令直达州县。 人事制度：科举选士，打破世族垄断；科举读物标准化；推动雕版印刷。 外交制度：皇族本身带有异族血统，故外交开放，保障信教自由。 法律制度：律（刑法）、令（行政指示）、格（衙门内规）、式（执行细则）。日本人学习之，并称之为“律令政治”。 三、衰亡的开端 1、财政管理和统计的编算与人口增加不适应 2、贪污腐化 3、私人庄园、寺院田产的扩大 4、最重要的原因，是均田制与户籍制度不适应 四、安禄山之叛 公元八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唐王朝防御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骑兵。 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突厥语系的奚人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流动性大。经济发展的情形缺乏官方调查，遑论由官府管制。各地将领相机使其麾下得到必要供应，通常与附近游牧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才，既通数种语言又机警，实为宫中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 当日边区经营，需要各地自行调整，中央官僚组织无力监督。 五、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公元780年，颁布两税制。即放弃均田制，向现有土地持有人征税。两税制度并无全国性标准，中央政府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南方缴纳的品物也采取进贡形势，主要在于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权责。 六、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一百五十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 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 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效率必较前提高。 七、黄巢与民变 黄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国长期左右为难的地方。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开支极高。可是若没有负责的中枢，其后果也不堪设想。……各处地方官员只顾得本区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战略将他网罗。 结语： 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因素代表选区利益；因此一种独立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尚出现。P121 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政。P122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度……在农村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越来越形式化。……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散乱；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施加压力。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六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得上端来历纷纭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阵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地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形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从拓拔国家的全部历史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事态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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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拔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

来自微博用户有来有去的评论2016-10-10 10:16:13

拓拔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 而构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责成其出米两担，布一匹。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上到下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